中東的襲擊再次使世界注意到“罪行中的罪行”，即種族滅絕。

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和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都指控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以及以色列和哈馬斯領導人作為個人犯有種族滅絕罪。

澳大利亞政府對加沙危機的反應包括暫時凍結向聯(lián)合國巴勒斯坦救濟和工程處提供的600萬澳元資金。雖然資金自3月以來再次流動，但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內(nèi)塞已被一家律師事務所以“種族滅絕從犯”的罪名提交國際刑事法院。

在這種背景下，澳大利亞自己的種族滅絕立法正在接受議會的審查。獨立參議員利迪亞·索普(Lidia Thorpe，我為她做臨時法律研究員)提出的一項法案，試圖改變澳大利亞處理種族滅絕的方式。

那么，我們現(xiàn)行的法律是怎么說的?

我們的法律是怎么說的?

澳大利亞于1949年批準了《滅絕種族罪公約》。

然而，直到2002年國際刑事法院成立后，聯(lián)邦刑法才被修訂，以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暴行罪部門。

通過這項立法，澳大利亞可以根據(jù)澳大利亞法律起訴任何被控犯有《羅馬規(guī)約》罪行(如種族滅絕罪)的人。

目前，在有關種族滅絕和其他暴行罪行的法律訴訟開始之前，需要得到總檢察長的書面同意。這就是所謂的“司法部長法令”。

此外，司法部長的決定是最終決定。它“不得被質(zhì)疑、上訴、審查、撤銷或質(zhì)疑”。

索普的法案試圖推翻這兩項措施。

2002年修正案的解釋性備忘錄并沒有說明為什么總檢察長的同意是必要的。

司法部長(或類似職位)的同意不是國際要求。

澳大利亞是僅有的幾個法定貨幣存在的國家之一(包括英國、新西蘭和加拿大)。

為什么這是個問題?

澳大利亞政府的理由是，起訴針對個人的暴行罪行可能會影響澳大利亞的國際關系和國家安全。

然而，法律專家和社區(qū)團體向參議院提交的調(diào)查報告指出了該問題的缺陷。

他們表示，這一規(guī)定阻礙了暴行罪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訴諸司法。它還可能產(chǎn)生政府偏見。

意見書還說，缺乏解釋或上訴程序忽視了法理學的基本原則。

規(guī)則被使用了嗎?

總檢察長的法令只在有限的幾個案件中使用。

2009年，巴勒斯坦人權組織“聲援巴勒斯坦的澳大利亞人”(australian for Palestine)請求同意起訴當時正在訪問的以色列前總理奧爾默特(Ehud Olmert)。

澳大利亞國際司法中心在其提交的文件中陳述了時任總檢察長羅伯特·麥克萊倫德是如何拒絕這一請求的。他提到了國際國家主權問題，以及在海外司法管轄區(qū)審理此類案件的困難。

2011年，有泰米爾背景的澳大利亞公民Arunchalam Jegastheeswaran請求司法部長同意起訴當時的斯里蘭卡總統(tǒng)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拉賈帕克薩原計劃訪問澳大利亞。

麥克萊倫德再次否認了這一請求，稱拉賈帕克薩受到“國家元首豁免權”的保護。這一概念在國際法中是有爭議的，因為犯下暴行罪行的往往是國家元首。

緬甸前領導人昂山素季也獲得了國家元首的保護，2017年對羅興亞人的種族滅絕發(fā)生時，昂山素季在政府任職。

由于昂山素季將于2018年在澳大利亞參加東盟會議，澳大利亞羅興亞社區(qū)尋求起訴。當時的司法部長克里斯蒂安·波特對此予以否認。

2019年，斯里蘭卡退役將軍賈加特·賈亞蘇里亞訪問了澳大利亞。盡管各方都在努力搜集證據(jù)，起訴賈亞蘇里亞犯有戰(zhàn)爭罪，但由于澳大利亞聯(lián)邦警察的拖延，案件從未得到司法部長的同意。

保羅·科(Paul Coe)和羅伯特·索普(Robert Thorpe)等原住民原告也曾試圖在國內(nèi)法院提起種族滅絕案件，但沒有成功。

改變法律意味著什么?

由于司法部長不太可能同意起訴自己的政府，提交給調(diào)查的材料辯稱，該規(guī)則造成了直接的利益沖突。

對于那些為英聯(lián)邦犯下的“持續(xù)的種族滅絕”罪行尋求正義的原住民來說，任何政府都很難做出有利于他們的裁決。

一些土著社區(qū)團體認為，受保護的第一民族兒童比例高、拘留期間死亡、過度監(jiān)禁以及文化、土地和環(huán)境破壞構成種族滅絕罪。

提交給調(diào)查的材料建議，種族滅絕的指控不需要總檢察長的同意，而應直接提交聯(lián)邦公訴署署長。這將確保更大程度上獨立于政府。

主任受命做這類工作。它已經(jīng)在調(diào)查類似的犯罪，如人口走私、人口販賣、奴役和剝削兒童。

在國際上，這項法案如果獲得通過，將產(chǎn)生重大影響。澳大利亞國際司法中心估計，多達1000名澳大利亞公民已經(jīng)返回以色列，作為以色列國防軍的一部分參加戰(zhàn)斗。以色列被指控在加沙犯下嚴重暴行。

如果這些公民中有任何人返回，可能會有人試圖提起訴訟。政府將不得不考慮澳大利亞與以色列的政治和經(jīng)濟關系。

該法案是否通過將取決于議會。但這種情況凸顯了一個悖論:國家自己將決定是否取消對種族滅絕指控的內(nèi)在保護。